澶淵之盟
宰相寇準是澶淵之盟的主要設計者
宋真宗景德元年 (公元1004年) 秋天，遼軍大舉南下侵犯宋境。有大臣主張避敵南逃，在宰相寇準的力勸下，宋真宗御駕親征到澶州督戰。宋軍備受鼓舞士氣高漲，在澶州(濮陽)城頭用床弩射殺遼國大將蕭撻覽之后，雙方議和，締結了倍受后世爭議的「澶淵之盟」。
澶淵之盟的主要內容：宋遼約為兄弟之國；宋遼以白溝河為界，雙方撤兵；宋每年送給遼歲幣銀10萬兩、絹20萬匹；雙方于邊境設置榷場，開展互市貿易。
時為當朝宰相、堪稱「澶淵之盟」設計者的寇準，以不割地的最小代價，換來了一次堪稱北宋外交史無前例的偉大勝利。
一方面贏得了宋遼邊境「化兵戈為鋤犁」的百余年寶貴和平；
史載「生育繁息，牛羊被野，戴白之人（白發老人），不識干戈」。
另一方面兩國息兵罷戰，大宋還節省了巨額戰爭開支。
「雖每歲贈遺，較于用兵之費，不及百分之一（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）。」
「澶淵之盟」締結后的百余年，遼宋邊境再無戰火烽煙，而宋朝也在仁宗即位后逐漸進入了歷史上文治的繁榮巔峰。
然而，立下赫赫功勞的宰相寇準，卻因澶淵之盟頗為政敵和不解真相者攻擊，無辜被扣上了「喪權辱國、卑躬屈膝、加重負擔」等帽子，很快就在「澶淵之盟」簽訂一年之后的公元1006年失勢下台，被逐出京師，貶至荒蠻、凄涼之地的廣東雷州。
01 每年30萬的歲幣支出，對北宋究竟是個什麼概念？
北宋時期，商業十分發達，經濟空前繁榮，財政收入遠比漢唐。宋朝的財政收入以商業稅為主，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（彼時一貫銅錢相當于一兩白銀），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-9000萬貫，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、茍且偏安的南宋，財政收入也高達極為可觀的10000萬貫。
所以，這區區30萬歲幣，僅占大宋財政總收入的百分之一不到，據學者估算，至多算是北宋兩個縣一年的賦稅收入，對龐大的北宋世界第一經濟體而言，不啻于九牛一毛，根本無傷大雅，談何給百姓帶來沉重負擔。
02 誰才是「澶淵之盟」的最大贏家？
從表面上看，每年意外得到30萬歲幣銀的遼國好像「滿載而歸」，然而實質上，經濟繁榮、商貿發達的北宋才是「澶淵之盟」最大的贏家。
這場被后人譏諷為喪權辱國條約的「檀淵之盟」，其實經濟輻射力超巨的宋朝被沒有吃啥虧，相反憑借發達的商貿，豐富的商品，還大大賺上一筆銀子呢？
原來，澶淵之盟以后，宋遼雙方在雄州、霸州等地設立商品交易的榷場，進行貿易。遼國向宋朝出口牛、馬、羊、駱駝和皮張，進口大宋的茶葉、瓷器、絲綢、香料和漆器。
但是人家大宋的東東太具吸引力了，搞得遼國每年貿易都是巨額逆差，北宋政府每年從榷場中獲利便超過40萬緡（一緡即一貫銅錢，約等于一兩銀子），支付遼國每年的歲幣（30萬兩白銀）堪稱綽綽有余。
河南濮陽市的澶淵之盟遺址建筑
宋真宗畫像
宰相寇準立下澶淵之盟大功，深得宋真宗的厚待和器重，木秀于林風必摧之，難免引發了政敵王欽若等小人的羨慕嫉妒恨，趁機以喪權辱國的「城下之盟」來抹黑、詆毀寇準。
欽若曰：「澶淵之役，陛下不以為恥，而謂準有社稷功，何也？」帝愕然曰：「何故？」欽若曰：「城下之盟，《春秋》恥之。澶淵之舉，是城下之盟也。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，其何恥如之（《宋史·寇準傳》）！」
咱們大宋可是人多地廣的泱泱大國，如今每年卻卑躬屈膝給番邦小國進貢歲幣，這難道不是喪權辱國，為天下人恥笑嗎？
王欽若口中的「城下之盟」，是指在敵人的武力威脅下，被迫簽訂的屈辱性盟約。
「大敗之，為城下之盟而還（《左傳·桓公十二年》）」。
事實上，澶淵之盟是宋真宗在有利的軍事形勢下接受求和、可謂「花小錢買大平安」的結果。在談判中，盡管大宋對遼國做了一定的妥協和讓步，雙方仍然不失為一種地位相等的友好協商，并非在武力威脅之下，有辱國格地簽訂屈辱性賣國條約。
為此，大文豪蘇東坡的弟弟蘇轍對澶淵之盟有過高度評價：
「真宗皇帝親御六師，勝虜于澶淵。知其有厭兵之心，稍以金帛啖之。虜欣然聽命，歲遣使介，修鄰國之好。逮今百數十年，而北邊之民，不識干戈，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《歷代論》。」
宋仁宗時的一代名臣富弼也認為：「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，則知澶淵之盟未失策《太平治跡統類·仁宗經制契丹要略》。」
寇準所書的「契丹出境碑」
宋遼在澶淵城下開戰
在宋真宗的大力支持下，宰相寇準在澶淵之盟中，對北方的游牧民族番邦（遼國）采取了明智而務實的政策，即既未割讓一寸土地給北方異族，還以可承受的代價成功使宋遼雙方結束了敵對狀態，堪稱在一千多年前第一次開創性地推行了「和平共處」的外交政策。
可是在批評寇準這一國策令堂堂大宋蒙羞的王欽若等人看來，則故意吐槽、夸大此舉「很糟糕」，等于間接承認了宋朝皇帝和遼國皇帝稱兄道弟、地位儼然平等的一個嚴重問題。
認為寇準此舉堪稱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，大宋王朝自以為是「天朝上國」的地位受到了沖擊，大宋皇帝是天下唯一統治者的（「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濱,莫非王臣」）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被該盟約打破了。
邊境榷場里的商品交易
戲劇中的宋真宗和寇準形象
雖然大宋是一個推行「重文抑武」、「文人治天下」為基本國策的王朝，文縐縐的文官擔任幾乎一切的朝廷要職，但是由于宋朝對文官待遇優渥，社會地位極高，其為國效勞，甚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，回報奉獻國家的思想大有市場，甚至蔚然成風。
譬如，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認為，宋朝末日，之所以有那麼多官員以身殉國、前赴后繼，就是因為宋朝對其待遇優渥。
其給賜優裕，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家為慮，各自勉其治行。觀于真、仁、英諸朝，名臣輩出，吏治循良，及有事之秋，猶多慷慨報國。紹興之支撐半壁，德祐之斃命疆場，歷代以來，捐軀殉國者，惟宋末獨多。雖無救于敗亡，要不可謂非養士之報也（清趙翼《廿二史劄記》）。
在這樣的思想風氣耳濡目染、榜樣示范下，在宋代士大夫文人堆里，仍不乏類似辛棄疾、文天祥這樣能文能武的「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」、抑或是「不屈不撓，斗爭到底」的民族血性。
也許，在他們眼里，寇準的「澶淵之盟」缺乏韌性斗爭、頑強戰斗的民族血性，不僅不認可，甚至會不吝送他一個辱國的罵名。
辛棄疾畫像
遼軍士兵
文天祥塑像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