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，一段東京大學新生入學儀式講話刷屏網絡。

女教授直指日本存在的性別歧視問題，瞬間轟動媒體，圈粉無數。

「從步入大學的那一刻起，性別歧視已在暗處悄然萌動。如果走上社會，擺在明面上的性別歧視更是橫行霸道。很遺憾，東京大學也不例外。」

發表這段硬核演講的，便是上野千鶴子。

1993年上野千鶴子被邀請成為東京大學講座副教授，是東京大學文學院聘用的第三位女教授。

影片走紅之后，上野千鶴子關于女性主義的著作被大量翻譯引進，受到了許多讀者的歡迎。

越來越多的讀者開始關注她推崇的女性主義，以及她個人的傳奇經歷。

故事的開始，她并沒有想過要成為什麼先驅或斗士。

1948年，上野千鶴子出生于日本富山縣中新川郡上市町一個基督教徒家庭，父親是醫生，母親是全職主婦，家境優渥。

父母膝下除了她之外，還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。在上野千鶴子的童年記憶里，父親對哥哥和弟弟都較為嚴厲，唯獨對自己格外寵溺。

但到高中擇校時，上野千鶴子忽然意識到，父親的愛是「雙標」的。

彼時，她的哥哥和弟弟在考試升學等方面都被父親提出了明確要求，唯獨對她什麼限制都沒有。

後來，父親把她送入了石川縣立金澤二水高中——它前身原是舊式高等女校。

在當地這并不是最好的高中，但「口碑」極佳：「要娶媳婦，就去二水高中。」

至此，上野千鶴子開始明白，父親對自己的寵愛與支持，更關乎家庭，而非自立和社會職業。

然而，這也怪不得父親保守。上野千鶴子出生的1948年，正值日本嬰兒潮世代（1947-1949），社會整體并不鼓勵女性婚后工作，或者接受四年制的大學教育（當時女性上大學的升學率不足5%，很多受教育女性只具備高中文憑或者短期大學文憑）。

「女性只要有學歷，就養不活自己。」

高中畢業后，父親建議她念神戶女子學院，但被上野千鶴子果斷拒絕了。

她想闖東京，可家人直搖頭：「東京不是一個女孩子該去闖的地方。」

就這樣，在自己與父母意愿巨大反差下，「逃離」的念頭愈發強烈。

1967年，上野千鶴子考入京都大學文學部哲學專業，成功「出逃」家鄉，遠離父母，開始對人生新一輪的探索。

在京都大學念書期間，她恰好趕上了日本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浪潮。

起初學生們抗爭的目標很明確，「撤銷對學生的不正確處分」「停止調高講課費」等，後來運動變得抽象化，目標不再清晰，再後來，直接升級為了「革命」。

上野千鶴子也懷著尋求解放的熱望，加入了「京大全共斗」，與男學生們一起，呼喊著，涌上街頭，游行、示威，向警察丟石頭。

這場學生運動有沒有換來學生期待的公平，很難說，卻成為了上野千鶴子女性主義研究的起點——「運動其實不分男女，但我最后還是親身體會到性別的鴻溝有多巨大，女人有多吃虧」。

「他們按照用途給女性分了類。大學斗爭的現場還有另一類女性，那就是‘慰安婦’。當時在男女關係上較為主動的女生都被男人稱作‘公共廁所’。很多人一邊占女戰友的便宜，一邊在背后嘲笑她們。」

所以，指引上野千鶴子成為女性主義者的，并不是什麼高深理論或遠大夢想，用她自己的話說，純屬「私憤」——在親眼目睹身邊男同學對女同學的輕蔑后，「我為私人的怨懟而戰」。

然而，面對或明或暗的性別歧視，女性要如何表達憤怒，讓社會和他者知曉呢？

在上野千鶴子將自己的研究著書發行前，有朋友曾勸她，最好別在書名上使用「性別」或者「女權」字樣，原因很簡單，這樣的詞容易討人嫌。

媒體面對呼吁平權的女性主義者群體，慣于采用污名化的方式，將她們刻畫成可怕女人。父權制傳統也灌輸「與男人為敵會吃虧」的觀念，久而久之，女性真實的聲音很容易被掩蓋吞沒。

換句話說，即使你有女性主義的自覺，也「有口難言」，聽眾寥寥。

上野千鶴子恰恰無懼媒體黑化與刁難，不僅上節目、做協會，大膽表達，還善于將晦澀的理論化為詼諧輕松的對話、書信——圍繞性、戀愛、婚姻等大眾感興趣的議題，低門檻高共情地輸出她的價值觀念。

上野千鶴子一直是位高產作家，僅獨立撰寫的著作就多達40余部，

「不了解社會性別和女性主義也沒關系，只要年輕女性能自由自在地活出自己就行。」

她直言女性主義并不是什麼固化的理論，而是多樣的，是自我和解的戰斗。

「女性主義就是女人接受自己，愛自己的思想。」

例如，在《始于極限》和《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》中，上野千鶴子都談及了「毒母」現象：「所有女性一旦成為母親，就會開始對孩子施壓」，要求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長。

在普遍「厭女」的社會中，即使親如母女，也存在性別壓迫。

上野千鶴子與母親的相處就很失衡：母親習慣于把自己的不幸歸咎于子女，直至離世，上野千鶴子也未能與之實現和解，反而是在她十幾歲的印象里，母親幾乎「無藥可救」：「媽媽，就算換一個丈夫，你的不幸也不會消失。」

後來，上野千鶴子才看清，這不完全是母親差勁——母親所處的時代女性不被鼓勵工作，嚴重依賴家庭，人生能做的選擇極其有限。

女性所遭受的歧視，很多時候不僅是某人施加的，而是整個父權制社會的結構問題。身處其間的我們如果不積極審視、反思，就會把不公也當作理所當然。

對于如何踐行女性主義，上野千鶴子并沒有明確給出某個標準答案，

但她提到這樣的一句話：對于女性來說，有選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

真正的女性自由，應是身處被動時，女性保有說「不」的權利。

這個社會，依舊是「厭女」的社會。

即使到了2023年，女性在社會中的處境，也絲毫不樂觀。

「女性主義絕不是弱者試圖變為強者的思想。女性主義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。」

只可惜，如此樸素的愿望，對于許多長期浸淫在父權文化中的人而言，依舊是天方夜譚。

他們是不能理解，還是不愿理解呢——沒有哪位女性，生來即是弱者。

很多時候，女性的「弱」，并非先天缺陷，而是后天不足。

上野千鶴子的母親在結婚生子后，人生便一眼望到頭，即使換個丈夫，也必須依附家庭，難獲獨立。

上野千鶴子在念完大學后，試圖工作自給，可報紙上一則又一則的招聘廣告都寫著：只限男性。

在東京大學的迎新現場，面對無數充滿朝氣的日本年輕人，上野千鶴子毫不避諱地指出：

「這是一個即便努力了也不一定會得到回報的社會。這個世界上，有很多努力了也沒得到回報、想努力卻努力不了的人。‘努力就有回報’這種想法本身，得益于你們周圍的環境，而非你們努力的結果。」

如何讓弱者在社會里得到基本的尊重與選擇的權利，并非一個人的觀念能解決的問題，需要社會在結構上動手術。

于是爭議又來了，你一個學者能改變什麼，妄想啊妄想。

對此，上野千鶴子也格外的清醒：「如果沒有人扔石頭，平靜的水面就不會翻起波浪。只要翻起了波浪，被影響到的人就可以在各自擅長的領域把它傳播下去。」

而今75歲未婚未育的上野女士仍一面頂著否定者的批評一面在奮力前行：關注日本居家養老模式，呼吁「護理去家庭化」；爭取女性平權……

「總有一天，也會有年輕人問你，世界變成了這樣是誰的原因，到了那個時候，希望你們能夠把一個不用對他們說抱歉的社會交到他們手中。」

相信，上野千鶴子扔出的那塊石頭，會在更多人心里，激起漣漪，掀開風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