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八月中旬，日本一起持續了一年多、關注度極高的醫生自盡事件，有了最新進展。

一年前，26歲醫生高島晨伍因月加班時長超過200小時身心崩潰選擇自盡，事后，院方卻一直否認過失，認為高島醫生的去世和加班沒有任何關聯。

悲痛的家屬選擇站出來和醫院戰斗到底，憤怒的年輕醫生們站出來發聲指責醫院的剝削和壓榨，對無止境的加班文化的痛恨再次成為輿論中心...

一年多來，高島醫生去世的消息一直牽動著民眾的心。

如今，日本勞動基準監督署（類似勞動仲裁機構，以下簡稱勞基署）給出的調查結果，明確了高島在自盡前的三個月，每月加班時間都將近200小時的過勞事實。

這可能成為這場訴訟，乃至日本對加班文化態度的一個重要轉折點。

（高島的母親，60歲的淳子女士）

因為父親是醫生，從小時候開始，高島就有一個想成為醫生的夢想。

在小時候的他看來，醫生是一個溫柔的職業，能救死扶傷、帶給病人健康。為了和父親走上相同的路，學生時代他就瞄準目標一直努力，為之后的醫生之路做準備。

2020年，高島從神戶大學畢業后，進入甲南醫療中心成為一名研修醫生。

他對自己的醫生理想變得更加積極，兩年后的2022年，高島正式確認主攻消化內科方向的研究，并且有了擔任患者主治醫師的資格。

同一時期，高島身上還有制作研究資料的重任，但此時的他，卻已經失去了對職業的熱情。

母親回憶那段時間兒子回老家時的狀態，說他總是黑著臉，之前的愛好也沒時間搞了，嘴上總是說沒什麼能提起精神的事兒。

因為任務過重加班太多，他多次從獨居的屋子里給父母打電話，說自己「很痛苦」、「醫院說比起加薪年輕人更應該看重成長」、「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沒有人來幫我」。

在3個月沒有休息的狀態下，他在精神上被逼到絕境。去年5月17日，忍受不了現狀的高島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。

臨走前，他給父母留下一封遺書，遺書上寫道：「我的生活像是在沒有意識的情況下一級一級去爬台階」、「想到爸爸媽媽的心情，我不想事情變成這樣，但這已經是我的極限了...」

（高島留下的遺書開頭：給媽媽、爸爸：非常、一直感謝你們的付出，走到這一步沒有人做錯，錯都在我自己。）

讓人意外的是，在隨后的調查中，醫院一口咬定，高島的去世和醫院的加班制度無關。

「按照打卡時間來計算的話，那他的工作時間確實很長。

但這其中還包含了他做自己研究項目、提高業務外技能、休息和小睡的時間，這些不能算到加班時間里。」

院方還提到，作為醫院正式的執業醫生，從負責的患者數、與其他專業醫生的比較等方面來說，高島醫生的業務量并不算多。

至于為什麼要加班那麼久，醫院反復強調，高島將自己鉆研項目的時間也計算在了加班時長之內。

一句話總結就是：利用加班時間來搞學術項目的資料，最終壓力過大導致自盡，并不是醫院的鍋。

此外，高島的哥哥提到，在弟弟的葬禮上醫院院長曾說，高島是因為「過于追求完美、過不去自己心里那道坎」而選擇了自盡，字里行間絲毫沒有對逝者的愧疚。

醫院的種種冷血表現，讓高島一家人堅定了要戰斗到底的決心。

經過近一年的調查、取證，官方給出了和醫院不同的說法。日本勞基署認定，高島的自盡確實是由于長時間的勞動導致在精神上被逼上絕路，屬于工傷事故。

日本厚生勞動省一般的工傷認定標準是，發病前一個月加班超過100小時。在高島的案例中，加班時間超過了200小時，是國家標準的兩倍。

第三方委員會在調查報告中同樣提到，高島最近一個月的加班時間為197小時36分鐘，與勞基署認定的「超過200小時」幾乎相同。

而在討論到具體加班時間時，院方卻以「沒有攜帶資料」為由，回避了時長問題。

在其他從業醫生看來，院方的辯解也有些說不過去：

即使高島當時加班確實是在制作資料，對于年輕醫生來說，大部分資料都是因為無法拒絕上司的請求，而被迫去做的。

此外，雖然醫院方面強調「自我鉆研的時間不包括在業務和加班時間中」，但是手術的準備、新藥品的學習、新理論的研究…每一項歸根結底，都是為了患者而做的。

換言之，高島無法去主動調整自己的業務量，無論是在為患者看病還是在準備研究資料，這些工作量如何增減，不是他本人能決定的。

有其他醫院的醫生提到了行業中大家普遍的看法：把剛畢業的稚嫩醫生培養成獨當一面的主治醫師，本身就是醫院的使命，在這個過程中，準備研究項目和學術會議發表，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。

正常醫院會把這些列入醫生的「業務時間」中，但甲南醫療中心卻把這些付出，當做是醫生的「自我研究時間」，強調這部分時間不屬于加班，這才是讓醫生們都看不慣的地方。

在日本社交網絡上，很多醫生都感同身受，表示「如果走錯一步，也許自己也會走到自盡那一步」、「自己在做實習醫生的時候也想過很多次就這樣結束掉一切」。

年輕醫生會更深刻地認識到，自己的判斷可能會影響到別人的健康甚至生死。「以專業的心態面對治療現場」對醫生來說很重要，但日常工作的消耗會讓醫生自身的情緒受到很大影響。

有豐富從業經驗的醫生提到，在日本，行業內提倡「互相支持」的文化，大家同呼吸共命運的氛圍過度高漲。

在這種氛圍下，來自「前輩」們的不合理命令，可能會成為壓垮年輕醫生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剛入行的年輕人會強烈覺得，只要不按照前輩們預定的軌道前進、不遵守那些偽裝成常態的壓榨命令，人生就會一蹶不振、滑入深淵，于是不自覺地給自己施加過多的壓力。

「不要偏離軌道」、「大家一起吃苦」等思想的支配，「醫生要為患者鞠躬盡瘁」、「不能抱怨」、「不能提要求」的整體氛圍，「為了成為醫生我已經努力了十幾年」、「不能因為這一點小事就打翻過去的努力」的自我施壓，造就了年輕醫生被「合理壓榨」的無解局面。

日本院校協會的行業統計表明，超過34%的醫生有每年超過960小時上限的特殊加班時間規定。

此外，超過四分之一的全職醫院醫生每周工作時間長達60小時，5% 的人工作時間長達90小時，2.3%的人工作時間來到了100小時。

日本的加班文化也是老問題了，不只限于醫院，很多年前就有「過勞死亡」一詞被發明出來，形容加班過多導致的員工死亡。

2015年，從事廣告行業的日本女孩高橋因過度加班、壓力太大選擇了自盡，在她死去的那個月，加班時間長達105個小時。

2017年，日本NHK一名31歲的記者被曝死于長時間工作導致的心力衰竭，在去世前一個月加班了159個小時，NHK承諾改革記者的工作方式，避免類似事件再發生。

而這許許多多的故事，也只是過勞死問題中的冰山一角，直到今天，年輕人因加班而去世的事情依然在發生。

在勞基署的加班判定之后，高島的案子應該會迎來突破性的進展。

但讓人惋惜的是，無論事情發展如何，一個對醫學滿懷熱情的年輕醫生，再也無法回到自己曾經無比珍視的的崗位上了。

像高島的母親、淳子女士所說的那樣：

「對醫院來說，一個醫生沒了他們可以隨時換。但對家庭來說，每一個孩子都是無可替代的。

如果一座醫院連自己的醫生都守護不了，又怎麼能相信，他們能守護好患者的生命呢...」